人工智能治理的目的不是限制其发展，而是要为了实现向善

　　龚克提出，目前不仅要发展人工智能的相关应用技术、开发更加有效的算法，还需要发展一批支撑治理的技术，如监督性技术，用于保护公平性以及隐私等。比如从社会中采集的数据，其实带有一定偏见，这不是社会的错，是现实社会固有的。但如果没有适当技术对数据进行“减偏”，公平无歧视原则可能就无法落地。因此，要着力强调发展一批监管性支撑技术。 　　李萌认为，人工智能技术应该将普遍适用与分类推进相结合，根据不同群体需求提出差异化选择，切实保护各相关主体合法权益，提高弱势群体的适应性，努力消除数字鸿沟；同时也要尊重和帮助弱势群体提供必要的替代方案，避免忽视、偏见、歧视。 　　邱勇提到了教育的意义，他指出，大学作为人类科技文明的重要策源地，不仅要在人工智能基础理论与技术前沿努力突破创新，也要进行科技向善的文化理念，塑造良善的人工智能价值伦理。 　　卡内基理事会资深研究员、清华大学人工智能国际治理研究院学术委员温德尔·瓦拉赫（Wendell Wallach）强调了新的国际合作方式的重要性。他认为，人工智能国际治理机制应该具有敏捷性、适应性、预见性、响应性和包容性，中美两国需要共同参与制定人工智能国际治理方案，将使其更具有可行性。同时，每个国家要处理好对国家安全和国际合作双重需求之间的关系，接受国际标准的同时，积极开展旨在应对新挑战的前瞻性对话。 　　不过专家们也提出，人工智能治理的目的不是限制其发展，而是要为了实现向善、造福人类的健康发展。 　　李萌指出，目前社会对人工智能的社会风险、伦理风险和法律风险的认识，有一些是基于理性的推演预判，也有一些是基于主观判断的臆想。他认为，应该秉持积极而负责任的态度，努力实现人工智能创新发展与有效规制之间的协调，技术边界拓展与应用范围限制之间的平衡，避免陷入伦理陷阱而阻碍前沿技术的研究与应用。